記者手記:對精障嫌犯的理解,還有大片的空白待填補

「若社會在關心生命權喪失的重大刑案時,只看見悲痛與可惡,焦躁地期以刑罰彰顯正義,類似悲劇恐比以往更加頻繁發生。」

2016-04-26特約撰稿人 胡慕情 發自台北

台南湯姆熊隨機殺人事件犯人曾文欽的更一審判決出爐後,受害人方小弟的姑姑對媒體痛陳:「司法早就死了,我早就沒期待了。」對於承審法官選擇不相信檢方主張的「曾文欽裝病說」,方姑姑不接受;對承審法官在判決書中強調了對曾文欽缺乏社會系統支持的理解與同情,方姑姑更是憤憤不平。

家屬的悲痛,經過媒體傳播,不僅使精神疾患被更加污名,也使社會只看得見悲痛與「可惡的凶嫌」,而難以清楚認知重大刑案的發生結構。在隨機殺人案比以往愈來愈頻繁發生的此刻,透過曾文欽案去透視此間糾結,是台灣社會的當務之急。

事實上,這樣的對立不只存在於受害者家屬和承審法官之間。即使同屬司法人員,在法官和檢察官;甚或不同法官之間對曾文欽的個人際遇、精神病史和行凶動機之間的關聯度的見解都不同。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歷年來審判此案的法官,對曾文欽的判決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

早期診斷、人際支持 精神分裂有解

曾文欽在犯案前即被診斷為有潛在精神分裂傾向。根據陽明大學公衛系教授簡以嘉根據1996年至2001年台灣健保資料庫,在2004年完成的一篇關於精神病盛行率的報告〈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schizophrenia among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enrollees in Taiwan, 1996-2001.〉研究發現台灣精神分裂症在當時的盛行率已經達到3.34‰ 6.42‰,意即每千人就有3人至6人罹病。

另一份報告,是精神科醫師楊明仁在2008年完成的〈評估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復健之需求及發展有效社區精神復健模式〉。這份由行政院衛生署(今衛福部)委託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約有6成需持續接受治療與照顧,病患會因發病時間越久,因病程進展越呈現慢性化傾向,而降低自我照顧能力,常有服藥遵從性差,造成治療中斷狀況。而精神分裂初發病時,病患可能只是行為有異於常人或情緒特別緊張,因而常被誤為一般焦慮。精神分裂並非不能治癒,但早期診斷是先決條件,且需有穩定人際系統支持。

然而,上述醫學理論分析的社會支持系統,甚至理論知識,都不曾出現在曾文欽的生命裏,也因此造就曾文欽後來雖因具備了「病識感」去就醫,卻無法改善其生理疾患之苦。

精神異常或心智缺陷者,屬於人格構造有問題的人,而使他無法正確感受自己行為的危害性,不能正確控制行為,因此欠缺責難基礎。這是無論歐陸或英美刑法的一貫見解。

 

 

重大刑案裏,通常都會對犯罪人進行司法精神鑑定。因為刑事體系認定,「行為人(犯罪者)從事不法行為,必須在人格結構沒有問題的條件下,才能對於他的行為加以責難,令其負擔完全的刑事責任。」換句話說,精神異常或心智缺陷者,屬於人格構造有問題的人,而使他無法正確感受自己行為的危害性,不能正確控制行為,因此欠缺責難基礎。這是無論歐陸或英美刑法的一貫見解。

 

根據判決書指出,更一審判決關鍵點之一,就在於司法精神鑑定的認定差異。檢方依據嘉南療養院提出的鑑定報告指出,曾文欽在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期間都能針對詢問者的問題回答,而且明確供稱殺人動機、目的及計劃,甚至交代實行殺人的過程,而質疑曾文欽在原審判決後開始出現幻聽、妄想等,是為了「詐病」,因而求處死刑。

但檢方的上訴理由因為曾文欽早在犯病前就有精神疾患的確診病例而被推翻。更一審合議庭認為,嘉南療養院鑑定結果雖記載曾文欽「疑似有詐病」事實,但並非確診。且考量社會因素對曾文欽的影響,最後仍維持無期徒刑原判,而沒有依檢方要求判死刑。

台南湯姆熊隨機殺人事件犯人曾文欽的更一審判決出爐後,受害人方小弟的姑姑對媒體痛陳:「司法早就死了,我早就沒期待了。」對於承審法官選擇不相信檢方主張的「曾文欽裝病說」,方姑姑不接受;對承審法官在判決書中強調了對曾文欽缺乏社會系統支持的理解與同情,方姑姑更是憤憤不平。

家屬的悲痛,經過媒體傳播,不僅使精神疾患被更加污名,也使社會只看得見悲痛與「可惡的凶嫌」,而難以清楚認知重大刑案的發生結構。在隨機殺人案比以往愈來愈頻繁發生的此刻,透過曾文欽案去透視此間糾結,是台灣社會的當務之急。

事實上,這樣的對立不只存在於受害者家屬和承審法官之間。即使同屬司法人員,在法官和檢察官;甚或不同法官之間對曾文欽的個人際遇、精神病史和行凶動機之間的關聯度的見解都不同。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歷年來審判此案的法官,對曾文欽的判決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

早期診斷、人際支持 精神分裂有解

曾文欽在犯案前即被診斷為有潛在精神分裂傾向。根據陽明大學公衛系教授簡以嘉根據1996年至2001年台灣健保資料庫,在2004年完成的一篇關於精神病盛行率的報告〈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schizophrenia among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enrollees in Taiwan, 1996-2001.〉研究發現台灣精神分裂症在當時的盛行率已經達到3.34‰ 6.42‰,意即每千人就有3人至6人罹病。

另一份報告,是精神科醫師楊明仁在2008年完成的〈評估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復健之需求及發展有效社區精神復健模式〉。這份由行政院衛生署(今衛福部)委託的研究報告中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約有6成需持續接受治療與照顧,病患會因發病時間越久,因病程進展越呈現慢性化傾向,而降低自我照顧能力,常有服藥遵從性差,造成治療中斷狀況。而精神分裂初發病時,病患可能只是行為有異於常人或情緒特別緊張,因而常被誤為一般焦慮。精神分裂並非不能治癒,但早期診斷是先決條件,且需有穩定人際系統支持。

然而,上述醫學理論分析的社會支持系統,甚至理論知識,都不曾出現在曾文欽的生命裏,也因此造就曾文欽後來雖因具備了「病識感」去就醫,卻無法改善其生理疾患之苦。

精神異常或心智缺陷者,屬於人格構造有問題的人,而使他無法正確感受自己行為的危害性,不能正確控制行為,因此欠缺責難基礎。這是無論歐陸或英美刑法的一貫見解。

 

 

重大刑案裏,通常都會對犯罪人進行司法精神鑑定。因為刑事體系認定,「行為人(犯罪者)從事不法行為,必須在人格結構沒有問題的條件下,才能對於他的行為加以責難,令其負擔完全的刑事責任。」換句話說,精神異常或心智缺陷者,屬於人格構造有問題的人,而使他無法正確感受自己行為的危害性,不能正確控制行為,因此欠缺責難基礎。這是無論歐陸或英美刑法的一貫見解。

 

根據判決書指出,更一審判決關鍵點之一,就在於司法精神鑑定的認定差異。檢方依據嘉南療養院提出的鑑定報告指出,曾文欽在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期間都能針對詢問者的問題回答,而且明確供稱殺人動機、目的及計劃,甚至交代實行殺人的過程,而質疑曾文欽在原審判決後開始出現幻聽、妄想等,是為了「詐病」,因而求處死刑。

但檢方的上訴理由因為曾文欽早在犯病前就有精神疾患的確診病例而被推翻。更一審合議庭認為,嘉南療養院鑑定結果雖記載曾文欽「疑似有詐病」事實,但並非確診。且考量社會因素對曾文欽的影響,最後仍維持無期徒刑原判,而沒有依檢方要求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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